新型冠状病毒利用其刺突蛋白(深蓝色)渗透宿主细胞，利用宿主细胞复制RNA。图据生命科学网
据《纽约邮报》9月24日报道，美国多家医学权威机构联合在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地区进行了一项迄今为止美国最大规模新冠病毒基因研究，结果显示，在该地区的第二波疫情中，一种新的、传染性更强的新冠变异病毒占据了“主导地位”。
专家们表示，这可能是新冠病毒对抗口罩和其他社交隔离等人类防疫措施的反应。这一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可能已经进化到能够抵抗诸如洗手和社交距离等行为。而感染变异毒株的患者上呼吸道中的病毒载量明显更高，这表明其传染性更强。研究同时指出，几乎尚无证据表明新冠病毒的变异使其更加致命。
也有科学家认为，这项新研究只是证实了一些已经被描述过的理论。
休斯敦第二波新冠疫情：99.9%都为变异病毒
据悉，这一研究涉及疫情早期及最近一波持续感染的5000多个基因组。本周三（23日），发布在预印本服务器MedRxiv上的相关研究论文指出，研究人员对休斯顿地区两波疫情中的新型冠状病毒结构进行研究发现，一种更具传染性的新冠毒株正主导着最近该地区的疫情。
在第二波疫情中，休斯顿地区99.9%的新冠感染病例都携带这种被称为D614G的变异毒株。D614G指的是在编码刺突蛋白的基因组区域，一种叫做天冬氨酸（D）的氨基酸取代了一种叫做甘氨酸（G）的氨基酸。研究人员发现，感染这种毒株的患者上呼吸道中的病毒载量明显更高，这表明其传染性更强。
休斯顿地区99.9%的新冠感染病例都携带这种被称为D614G的变异毒株。图据休斯敦卫理公会研究所
研究人员还发现，刺突蛋白（目前正在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的主要靶点）的一些区域出现了几处突变，这可能表明新冠病毒正在发生变化，以逃避人体出现的免疫反应。
此外，几乎尚无证据表明新冠病毒的变异使其更加致命，但它似乎已经更好地适应了在人类之间传播。而感染者新冠肺炎的严重程度与其潜在基础性疾病及基因有更大的关联。
一般而言，所有的病毒都会积累基因突变，而且大多数都微不足道，像新冠病毒这样的冠状病毒更是相对稳定，因为它们在复制时有一种校对机制。
该论文作者、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的詹姆斯·穆瑟解释道，病毒每一次的成功变异是随机事件，需要“碰运气”在细胞内复制基因组时出错。但每一个新病例都有可能产生更多的突变，反过来又增加了这些突变中一个对病毒有用的可能性，比如D614G一样。
然而，随着新冠病毒在美国的传播，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新确诊感染病例出现，这给了新冠病毒很多的机会完成变异，且可能带来麻烦的后果。穆瑟向《华盛顿邮报》表示：“我们给了新冠病毒太多机会了，现在的感染人数规模仍在不断扩大。”
专家：或已进化到能够抵抗防疫措施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病毒学家、福奇博士的高级顾问戴维·莫伦斯称，这一研究的发现表明，随着病毒在人群中传播，它的传染性变得更强，这可能会影响人类控制它的能力。
莫伦斯表示，这仅仅是单一的研究，不应被过度解释。但他指出，新冠病毒可能已经进化到能够抵抗诸如洗手和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戴口罩、洗手，所有这些都是传播或传染的屏障，但随着病毒传染性越来越强，从统计数据上看，它更善于绕过这些障碍。”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道。
同时，他认为，新冠病毒的变异对疫苗的配方势必有影响。莫伦斯说道：“虽然我们还无法确定，但当群体的免疫水平足够高时，新冠病毒很有可能会找到一种方法来绕过我们的免疫系统。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会和流感疫苗一样，我们将不得不一直在追赶病毒的路上，当它发生变异时，就必须修改一次疫苗。”
加州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免疫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则认为这项新研究只是证实了一些已经被描述过的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甘氨酸（G）的频率会增加。”
另一名研究新冠病毒的科学家、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的病毒学家杰里米·鲁班表示，“这一论文再次强调了，我们需要对新冠病毒保持警惕，并增强我们监控病毒突变的能力。”
穆瑟则认为，对新冠病毒测序非常重要，但目前美国做得还远远不够。虽然一些大城市，如西雅图和波士顿，做了大量的测序工作，但许多地区仍存在测序漏洞，仍有大量潜在未知的病毒变种。即使在休斯顿，估计也只有大约10%的已知新冠病毒病例被测序。
此前已有多项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在适应人类宿主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异和进化。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本月早些时候，英国科学家公布了一组更大的、基于25000个基因组的新冠病毒传播研究，与休斯顿的研究一样，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种突变改变了新冠病毒表面刺突蛋白的结构，推动了这一特定毒株的大规模传播。

红星新闻记者 徐缓

编辑 张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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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唐人街1900：狼医烧埠
1900年2月16日，对于檀香山的华人来说，是一个悲愤的日子。这一天，他们的家园被一把火夷为了平地。事情起因于1899年12月，夏威夷卫生当局在檀香山的唐人街发现了两宗淋巴腺鼠疫病例。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是“瘟疫”的代名词，约在十四世纪肆虐欧洲，当时欧洲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死于此病，所以它被欧洲人叫做“黑死病”；其病原体存活在老鼠身上的跳蚤里，再由跳蚤吸食血液而传播的。于是——当时的英文文献和《中西日报》均记载——当地4500名华人被关入隔离营。为了“消毒”，卫生当局点火焚烧患者的房屋。这项措施的实际结果便是：檀香山唐人街被夷为了平地。

檀香山的唐人街在1900年2月被焚；3月，旧金山唐人街开始遭受围困和惊扰之苦。卫生当局不时展开旋风式突袭，对房屋或消毒或摧毁，对活人强行接种，对死人强行验尸。《中西日报》上这样说：“檀山之疫，劣医成之于前；金山之疫，劣医又成之于后。不相谋而适相合也……” （1900年3月31日，“檀岛余殃”）

折腾了数年，卫生当局预计的鼠疫疫情始终没有爆发，相反，连零星患病个案都在唐人街的街区里找不到了，最终不了了之。在州政府微妙的干预下，卫生当局彻底焚毁唐人街、驱赶中国人的愿望没有实现。州政府与卫生当局的摩擦，并不是出于为华人伸张正义。

一百多年来，尽管不时有研究者指责唐人街有转移尸体、隐瞒疫情之嫌，但一直到现在，猜疑归猜疑，鼠疫与中国人社区到底有无直接关联，尚无证据。难怪现在美国也有某些学者也对此“瘟疫”的提法压根儿表示怀疑了，开始对该历史事件里公共卫生处理的失误和主流舆论的非理性进行反思与检讨。

今天的学者在追述这一公众历史事件的时候，能从大量的英文文献里找到旧金山市、州政府、联邦政府和公共部门、新闻界的种种态度和说法，唯独最重要的当事人——华人——的声音却鲜见于英文文献。对于这段历史，华人并不是没有声音。他们是用母语——中文来表达悲愤的，当时唐人街里的《中西日报》差不多每天都会有对事态的报道和评论。


在整个19世纪，尽管市政当局一直把唐人街视为对城市健康的潜在威胁，旧金山华人却不允许进入旧金山市和县的医院看病。从1870年到1882年，华人人口占旧金山人口比例曾经从5%增加到8%，然而华人在全市医院的病患求医者比例中还占不到0.1%。

1900年春，唐人街终于拥有了医院——东华医局（828 Sacramento Street）。1900年3月3日，东华医局成立，成为在整个旧金山县、市唯一向华人开放的医疗机构，里面既有白人西医，又有华人中医。成立后，《中西日报》上屡次登出“告白”，开列章程，鼓励华人就医寻药。在医师名单里，中国的医师都被称为某某“先生”，洋人医师被唤做“铎打”某某。“铎打”是英文词语“doctor”（医生）的台山粤语音译。而且，虽然明文规定出诊“每次支付利市银二毫五仙”，“洋医师每次支银五毫”。这意味着洋“铎打”比中国“先生”“贵”一倍。

联邦政府和旧金山市的“狼医”竭力贬斥为唐人街华人所雇用的白人同行；联邦医官约瑟夫·金原骂那些替东华医局效力的白人为“吸血鬼”，指责他们贪图中国人的金钱而置公共卫生“大义”于不顾。“吸血鬼”之一的 Ernest S. Pillsbury 医生则指控约瑟夫·金原捏造证据以陷害唐人街，说金原提供的病原体证据不是唐人街的，而是取自印度孟买。毫无疑问，“狼医”视东华医局为眼中钉，因此也总想借歧视华人的“公共卫生事业”将其拔除或吃掉。所谓公共卫生里的公众，指的是白人的公众。